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

誰是「佔中」的罪魁禍首? ( 二 )



A.   問題16:為什麼從前港英時代的總督不是香港人選舉產生的,卻又不見香港人爭取? 

答:這問題很常見,但也錯得很離譜。首先,港英時代有大量針對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間抗議活動。遠的不說,“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就是這問題最好的反證。第二,港英政府其實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為中國政府表明反對而沒有推行。 早於1956年時,周恩來便向英國政府提出不容許港人治港的改革,當時英國政府為免給予借口讓中國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沒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卻被中方批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認為英國在九七前沒有給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話,請向中國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訴。 順帶一題。從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中國如果要拿當年英國人的做法來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邏輯上說不過去,從人民立場上說也未免有失尊嚴。 

後補回應: 

1.   有關周恩來於1956年的講話,來源自英國國家檔案 FCO40/327,詳見。這些都是英國政府內部當時評估形勢的文件,按法律規定數十年後解密公開,是歷史研究的材料。當然,也有意見批評這可能只是英國人的片面之詞,甚至是借中國的立場來為自己開脫 ( 見楊慕琦計劃 )。無論如何,隨著戰後發展港人意識不斷增加,對港英政府的民主訴求也有不斷增加,這點本身應可確立。

作者:梁啟智 ( 現於中大通識教育課程教書 )


B.   英國國家檔案 FCO40/327 有關內容


(a) Extract from a note by 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 on his interview with Chou En-lai in Peking on 30 January 1958:

“With regard to Hong Kong there was an important point he (Chou En-lai ) wished to put forward personally to Mr. MacMillan, or at least to his deputy. A plot, or conspiracy, was being hatched to make Hong Kong a self-governing Dominion like Singapore. This had the approval of several members of the British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He wished Mr MacMillan to know that China would regard any move towards Dominion status as a very unfriendly act. China wished the present colonial status of Hong Kong to continue with no change whatever.” 



要反駁上述的樣版答案不難,用些少時間搜集資料,稍動腦筋分析便可:

I.     向一些長者請教,便知道所謂的 『港英時代有大量針對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間抗議活動』是言過其實。在 50 至 80 年間,期間只發生了二次暴動,一次是右派發動的雙十暴動,另一次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 ,除此之外,其他時間可以說是天下太平。那時的本地華人一般只注重工作和賺錢,對民主政治和選舉活動普遍反應冷淡,楊慕琦計劃因缺乏廣泛支持而夭折。其後的葛量洪也對「楊慕琦計劃」一直持保留的態度。

II.    中國的外交政策:

建國初期,在1950年因朝鮮戰爭和西方交惡,被西方國家制裁,使香港成為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況且那時中國還未能加入聯合國。作為公認著名的外交家,周恩來總理利用靈活的外交手腕,致力打破當時的外交困局。朝鮮戰爭後,他大力推進和平外交政策,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 “求同存異”,努力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當中,中國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的嚴重干擾,給周總理開展外交工作造成了十分困難的局面。但是,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僅對的東西堅決制止,而且努力排除干擾,使外交工作能逐漸早日恢復正常。到 1971年,中國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和合法席位。這些成果都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用靈活的外交手腕和努力促成的。

關於香港的問題,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即列入了領導人的考慮議程。當然,如果按照當時相當於國家憲法的《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關於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應當宣布廢止,並採取武力收回香港,但當時卻對香港問題採取了 “維持現狀” 的方針。這主要是考慮到事情涉及的比較複雜,如中國用單純的武力佔領方式,所產生的後果會比較嚴重。當時的主要考慮,是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以發展新中國的海外聯繫和對外貿易,同時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再作出最後決定  

到 1957年初,周總理對香港問題的解決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路。這就是:香港的主權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應該在經濟上為中國所用;在香港要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辦事。 

1958 年底,周總理又進一步明確指出:英國是不會輕易放棄香港的,對於香港,英是必爭,中國是可用。在這一點上中與英是一致的,大家都不想香港落在美國手上。他強調在英、美爭奪香港的同時,中方要著眼於香港各界同胞,幫助香港同胞克服困難,不使影響香港社會安定。他說香港 90% 以上是自己的同胞,香港遇到困難,中國一定要盡力幫助解決。

根據這樣的想法,中國在幫助香港解決急需的淡水供應、副食品供應等方面給了很多的配合。尤其是 1965年竣工的石馬河工程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局面。

1971 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當時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卻將中國的香港、澳門列入了殖民地名單中。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此事。在他的關注下,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嚴正指出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佔領的領土恢復執行主權的問題,而完全不是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的問題,更不是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因中國據理力爭,聯合國的非殖民地化委員會不得不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這一勝利,為中國通過外交途徑與英國談判、和平解決香港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2 3月中英正式建交之後,雙方政界人士圍繞香港問題的會談日見增多。

其後, 同年11月,周總理會見了來華訪問的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霍姆。在這次會中,他對解決香港問題作了更明確的答覆。他說香港問題要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這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香港問題,要認真談判,中國不會採取突然行動,且在適當時才會談判。只要亞洲不打大仗,香港現狀就可以維持。這對於雙方都有好處。 

到 19745月,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一起與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明確地說:“解決香港這類歷史問題的任務 ,已經是鄧小平他們這些人的事情了。" 

從以上的資料,不難看出,關於香港要維持現狀而不是用武力馬上解決,關於香港要成為對中國有利的對外經濟貿易基地,關於在香港要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辦事而不是社會主義化,關於香港問題的解決要通過與英國政府的和平談判,關於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而中國一定要在適當時候收回這一主權,這種種的想法,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和主持中國外交工作時就已確定下來,並且已經作為工作方針得到貫徹執行。這些重要的思想,為後來實際解決香港的和平回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後,鄧小平和江澤民,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之上,按照新的情況,繼續和豐富、發展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而所有這些想法和政策構成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統一的、完整的戰略、方針和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周總理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上述的中國外交政策,可以從多方面去查証,所以不可能任人隨意歪曲。

III.   八八直選

由於1985年香港立法局間接選舉的成功,香港政府在1987年5月出版《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諮詢公眾對1988年在立法局推行直接選舉的意見,並成立民意匯集處收集和整理市民的意見,及進行兩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70%市民反對在1988年在立法局推行直選,30%則支持。雖然這個結果被很多人士所質疑,但最終1988年立法局並沒有推行直選。而當時的數據,其後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政府玩弄數字遊戲所得出的結果。

IV.    周總理的外交戰略,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防止香港落入美國手中,另一方面防止英國利用陰謀詭計搞港獨,因此最佳政策便是維持香港不變,直至適當時侯,才和英方談判,到時英方便沒有藉口拒絕中方收回香港主權的要求。其實早在 195210月,英國及香港兩地政府已同時宣佈「香港不會推行大規模的政制改革」,而英方也知道中方不會在 97 前收回香港,所以之後的二十多年,也不積極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

V.     就算根據英國國家檔案 FCO40/327 的資料,也不能證實周總理的真正目的,是否如梁啟智所想的 『中國政府表明反對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反而最可信是那時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新中國這個勝利者當時只是接收了一個爛攤子:基本是一個沒有軍備的弱勢大國,地方農村經濟崩潰和民企及傳統工業被廹開放市場,洋貨湧入而岌岌可危。加上還未復元又打韓戰,戰後百廢待舉又面對西方的制裁,再加上後來的大躍進與中蘇交惡、大饑荒、十年文革等等,在這情況下怎會有餘力去處理香港問題

上文提過,關於解決香港的問題,中與英是一致的,大家都不想香港落在美國手上,所以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達成非正式協議:中方表示暫時不會拿回香港主權,但又不想香港落入美國手中和不想英國搞港獨,因此以不干預中華民國的公民和軍人在港活動,來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前提下,便可以解釋周總理的目的是要利用非官方渠道,由 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向英首相 Harold Macmillan 傳達中方的想法

VI.    根據英國撤出殖民地的惡劣往跡來看,相信中國一定會設法阻止英國在撤出香港前搞陰謀詭計的。有興趣可參看   < 帝國斜陽 >  [ < End of Empire > By Brian  Lapping ] 

VII.   綜合上述資料分折,梁啟智的樣版答案,即『港英政府其實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為中國政府表明反對而沒有推行。 早於1956年時,周恩來便向英國政府提出不容許港人治港的改革,當時英國政府為免給予借口讓中國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沒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是流於表面和偏頗的。

VIII.   彭定康政改方案  

從外交角度來看,便可理解中方為何有這麼強烈的反應。中方看得出,爭拗只是 『表象』,深層原因是當時不少西方國家都認為中國不久後也會如蘇聯般瓦解。

在有關香港回歸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間曾有過一個蜜月期,至 1988 年尚未結束。89事件發生後,隨著英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起對中國實行制裁,雙邊關係嚴重受挫。英國似乎對 198412月正式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有些後悔了

不久,賀維 ( Geoffery Howe ) 又致信吳學謙總理,公然提出中國軍隊在香港回歸後究竟還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問題,並表示英方準備重新考慮 1991 年香港直接選舉的安排,同時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佈的時間。此時英方突然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 『翻案』

立法局直選議席之改變,意味著將香港由從前的行政主導,改為分權制衡。經此一改,立法會內議事過程中將會因為人選組合之改變 ( 如直選議席增加 ) ,而勢將會經常出現激烈的意見分岐。政府也有可能因此而變為 "跛腳鴨"

直選有好處,在於傾向反映民意;它潛在的危險是,假如社會配備不足 ( 沒有一個具水平的傳媒、公民權利與義務之平衡培育不充分等等 ) ,勢必會有議員以出位方式討好他屬意的一群選民。凡工具都是中性,看人如何使用;政治工具如雙面刃,利害俱存。社會政治發展的取向與步代如何釐定,就看整個社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而實質情況如何,看到回歸後立法會的表現,大家應該心裡有數。

且說英方企圖利用香港過渡期,加緊推行所謂的 "代議政制改革",想單方面偷步在基本法頒佈之前造成既定事實,以影響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的安排。英方此舉惹來中方強烈不滿,因此批評彭定康為千古罪人

其實在中方就基本法起草工作聽取英方意見過程中,英方曾向中方極力推薦過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中方也認為這種體制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有利於實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保持穩定繁榮。

同時,中方也贊成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議員最終全部經普選產生。但中方認為,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民主制的發展應該循序漸進。當時,英方對這一㸃也同意的

基於以上的分析,梁啟智的結論,即 "如果你認為英國在九七前沒有給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話,請向中國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訴",是站不住腳的。

IX.   關於 "...從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中國如果要拿當年英國人的做法來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邏輯上說不過去...",這是轉移視線的廢話。曾幾何時,中國要拿當年英國人的做法來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 人家在質疑香港人為什麼在殖民地時期不熱衷爭取民主,而回歸後卻一改以往冷淡的態度,有循序漸進的民主也不能接受,反而要改用激進手段和違法的公民抗命去爭取他們所謂的 "真普選",有必要嗎?但見梁啟智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解釋為什麼要違反基本法來爭取加入公民提名去普選特首,反而扯去什麼 "邏輯上說不過去,從人民立場上說也未免有失尊嚴這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含糊其詞,便算回答了。

X.    關於 "...後補回應...,相信已有其他人質疑梁啟智在問題 16的樣版答案與事實不符,可是他未能進一步提供有力的補充去支持他原先的論點,指出別人的質疑有什麼不對,和直接回答問題 ( "為什麼從前港英時代的總督不是香港人選舉產生的,卻又不見香港人爭取?" ),只見他胡亂地說幾句與問題無關的英國國家檔案資料,再虛晃一招硬屈別人 "借中國的立場來為自己開脫",跟著跳去結論,即 "無論如何,隨著戰後發展港人意識不斷增加,對港英政府的民主訴求也有不斷增加,這點本身應可確立。",這些九不搭八的回應,你認為可以接受嗎?





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香港的割讓與香港問題談判、回歸

香港殖民地時期 ( 騷動年代 )

立法會


民主

代議民主制

End of Empire ( By Brian Lapping )


2 則留言:

  1. [ 值得關注] (Re: https://www.facebook.com/video.php?v=735810016492937)


    < 時聞香港 >

    劉迺強: Dan Garrett 級別是 Division Chief

    Dan Garrett表示香港學生搞學運出事, 美國會保證可以去美國留學和定居(就如王丹)

    公民黨只稱Dan Garrett是城市大學博士生,其實原來還是在美國特務機構工作近三十年

    劉迺強又爆料,原來在中文大學有個叫做“港美中心”(http://www.hk-ac.org.hk/hkac/)的機構,已壟斷香港的通識教學教材。 

    該中心主任Morton Holbrook III是美國情報部門老將, 更是現駐港美國領事館總領事夏千福前上司。 

    港美中心更在前段日子向香港社運人士提供示威遊行培訓。 

    參考資料:
    Dan Garrett
    讀書: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1984 – 1987
    入CIA 1991 – 2005

    港美中心 (Hong Kong-America Center)
    2014年3月15日至3月16日,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舉行了一場為期兩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順」地培訓「佔中」大學生骨幹。該機構是美國在港的以「教育面目」示人的機構,負責人為退休的資深外交官Morton Holbrook。這些手段,足以顯示,美國人在香港的實質性干預活動將大幅增加,甚至於,「佔中」會得到美當局的全力協助。

    Morton Holbrook III 真相 LINK
    http://legacy.owensboro.kctcs.edu/oawac/morton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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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梁啟智(1978年12月18日-)[ 維基百科 ]

    曾任香港大學地理學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兼任講師,現擔任中大通識教育部的領袖課程副主任和博群計劃的高級項目經理。業餘時事評論員、專欄作家,畢業於沙田蘇浙公學、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國際發展碩士[1]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專攻城市地理學。

    社會參與
    1995年成為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內務秘書[2],1997年與歐陽檉等人籌組香港學界電腦組織[3],一般的說法冀望彌補前者的不足,但亦有人認為是屬於理念上的問題[來源請求]。

    大學時期活躍參與公共事務,為香港浸會大學國事學會第十四屆會長。2005下半年走訪同濟大學建築及城市規劃學院,認為香港民主進程與中國民主發展唇齒相依,若要推動香港民主泛民必須主動參與內地建制的改革,否則只談香港普選將是徒勞[4]。近年經常自稱活躍於香港保育及舊區重建運動,自稱曾協助灣仔利東街居民抗爭[5][6],自稱參與反對清拆天星碼頭[7][8]。因為在清拆皇后碼頭一事的立場上,與一些保育人士不一致,而受到爭議[1]。積極參與了Roundtable[9][10]相關活動。

    2009年底,梁聯同黎廣德及公共專業聯盟其他成員提出錦上路方案,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之爭議,提出建議高鐵以錦上路為香港終點站,但遭到政府拒絕。

    2011年,梁啟智在《明報》發表多篇文章,支持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爭取永久居港權。他與妻子在2012年1月的特首泛民民間初選的沙田票站,被一人民力量女性支持者辱罵為「蝗蟲」、「娼妓」,事後他曾把片段放在社交網站,引起廣泛討論。

    媒體參與
    為《茶杯雜誌》專欄作者,評論文章常見於《明報》、《香港經濟日報》等香港報章,評論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民生、文化;亦不定期於商業電台節目光明頂與陶傑、鮑偉聰、沈旭暉等擔任主持。出版了著作有《大地之網》(2007. 茶杯出版社)。正在編寫關於全球化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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